东方红歌曲背景_陕北民歌的发展背景与发展历史
发布日期:2022-11-26 21:04:57
东方红的创作背景及春天的故事的创作背景
东方红的创作背景
1942年陕北葭县(原佳县)遭旱灾,政府组织70多位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大家就不想家了。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咱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歌来唱吧”。
1943年冬,李有源(1903-1955)依照原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
1944年,时任《解放日报》的记者陈伯林将歌曲的9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挂洋枪》的曲谱(即《白马调》)于当年3月11日,全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来收进公木(署名张松如)与何其芳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
春天的故事的创作背景
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勾画出了一幅改革开放的蓝图;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1994年,又一个春天,三位投身特区的艺术工作者,有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春天的故事》,他们用歌声记下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
《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分别创作...
1.《走进新时代》: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创作
1997年6月15日,《香港早晨》组歌正式亮相,罗湖区决定用最后一首《中国有幸》献礼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首歌送到央视后,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参与了修改创作,并改名为《走进新时代》。
2.《东方红》:抗日战争时期创作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用以表达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多少年来,这一颂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随着新中国的逐步繁荣、富强、随着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热爱程度的提高而愈加普及。
3.《春天的故事》: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
1993年3月7日,该曲歌词在《深圳特区报》发表。蒋开儒拿着报纸找作曲家王佑贵谱曲,王佑贵以歌词的语言格式很难用音乐来表达为由拒绝,但是蒋开儒没有放弃,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给王佑贵送一次歌词。
扩展资料
《东方红》的曲调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
《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
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
音乐名作《东方红》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东方红》原为依《白马调》曲调写成的《移民歌》,由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改编创作而来。
李有源(1903~1955),出身于黄河畔陕北葭县(今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在陕北这个民歌丰富的地方,李有源从小就听惯了民歌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曲调以及人们那向往美好生活的歌声,并在生产劳动中,又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因此,李有源知道如何运用民歌形式去反映人们的生活、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他为了表达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热爱,用陕北著名的民歌《骑白马》的优美曲调,改写成了《东方红》,使《东方红》这首不朽的传世之作一经从中国革命的摇篮——陕北传出,便在中国家喻户晓,并响彻了全世界。
《东方红》基本沿用了《骑白马》这一唱词格式与曲调骨架,即:四句一段,落音分别为re、re、re、so。第一句六言(分为两个三言的短句),余三句皆为七言,第三句尾有衬腔“呼儿嗨哟”与第四句紧接。由于内容的改变,速度、节奏、唱腔都作了相应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初,陕北的庄稼人在窑洞热烈地谈论着一个崭新的话题:“红军快到咱们这儿了!”“毛主席来到了陕北,咱们穷人这下有指望了。”亲眼看到了红军的李有源在自己的破窑洞中,心情更是不能平静。他想用民歌来歌颂这些奔赴抗日前线的人民军队,这些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八路军!他天天想、夜夜想,连走路都哼着民歌调子。自己编了几首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但是总感觉这些歌都没有能够深刻地反映出自己和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之情。
一天走在路上,李有源忽然望见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他突然想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不正像这东方升起的太阳吗?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着每个劳动人民的心房,引导人民永远向前进!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笑起来。晚上,回到自己的窑洞,李有源在油灯下,终于用陕北著名的民歌《骑白马》的优美曲调,完成了《东方红》。
1966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1967年初,有关方面确定“东方红一号”要播放《东方红》乐曲。1970年4月24日晚9时3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3分钟后,卫星从太空发回信号,而这信号就是人人皆知的《东方红》乐曲!乐曲清晰洪亮,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世界。
《东方红》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陕北民歌与《东方红》
这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它所达到的思想艺术境地,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它以那难以名状的奥妙留给人们一种特殊的美感享受。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块引为自豪的艺术瑰宝。
它,便是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的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情人”伴侣。陕北民歌历经沧桑而不衰,并不断发展,源于它旺盛的生命力,生命力就来自它强烈的人民性。
陕北民歌的天才的作家们,大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就如同母亲和她腹中的婴儿一样,劳动人民将他们的思想感情源源不断地输入民歌之中,赋予了民歌充足的养分,使之健康地成长,他们与它结成了深厚的母子般的情谊。
在陕北,不论表现喜、怒、哀,乐哪种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夏天,在绿格英英的山上或重山峻岭之巅,随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冬天,在白格生生的雪原中,无论在曲曲弯弯的山道里或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赶牲灵的人们一路走一路歌,把人们从那寒冷、荒漠的天地中呼唤到今人心旷神怡的童话般的境界,在村庄里,有坐在墙畔编草帽、纳鞋底的婆姨们的低婉吟唱,也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民歌,在这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沟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陕北劳动人民抒发感情的最好手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是发自人民心底的呼声,可谓人民生活的第二种语言了。
“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黄河畔上灵芝草”,陕北民歌就是深扎于劳动人民心中的千年老根,就是劳动人民心中的一棵灵芝草。有什么心里话,他们总是说给它听;有什么愿望,总是讲给它听。陕北民歌成了记录陕北劳动人民真实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总谱,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
民歌,出自劳动人民的心灵,在长期的流传发展中,又经万人之口,通万人之心,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精神甘露呈献给了它,因而,它成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海洋。
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是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陕北民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著名的《揽工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将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发出了“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的愤怒呼喊,感情的洪流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反映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和命运的作品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卖娃娃》,《民国十七年》、《脚夫调》等,这些民歌唱来凄惨、悲凉,人们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个流泪苦诉身世的陕北农民的形象,听到歌中一声声的悲叹。真是一字一掬泪啊!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谁都有一腔难诉的苦!
在长工歌里,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长工歌起于这个基调,显示了劳动人民对这种生活的愤恨与无奈。“掌柜的你在那家里盛,堪乎儿累死我长工”,“掌柜的穿的夹袄套背心,堪乎儿冻死我长工”等,这是长工们痛苦的呻吟。
诉苦歌,在陕北民歌中占有一定数量,这是一个泪的海洋,《走西口》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叙述了一位名叫蔡长生的青年医生治好一个名叫孙玉莲的姑娘的病,两人产生了爱情,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因遇荒灾,衣食无着,蔡长生走西口谋生,夫妻洒泪相别的故事,《卖娃娃》写了陕北一次大荒灾中,一个逃荒的男人卖掉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故事,卖掉孩子,是为孩子谋条生路。歌中描写的情景,十分凄惨:“可怜实可怜,可怜我没有钱。量得二斗糠炒面,一风吹上了夭。”卖孩子时,父亲“手拖五岁女,怀抱三岁男,丢下这个抱那个,叫我好不难!”真是惨不忍睹。这些歌,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悲剧的再现。
劳动人民不会做任人宰割的牛羊,他们的反抗情绪也会迸发,反映在他们的行动和语言上。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源发于陕北。数百年来,李自成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是犯上作乱的人,称之为“李匪”。然而,在陕北劳动人民的歌子中,“李匪”却一直被作为英雄歌颂着,如酒曲《远阻米脂城》。
陕北人民为陕北出了这个英雄而骄傲,将他比做神龙出世,面将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比作者鼠、狐狸。他们欺压百姓,像老鼠狐儿子一样到处打洞,没想到竟然放出了压在地下的神龙李自成,造了他们的反!陕北人民寄向在于英雄,寄反抗情绪于英雄,使这首民歌传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散发着熠熠光彩。
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大地上卷起了一场特大的“风暴”,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场风暴也毫无例外地席卷了陕北高原,它把那里的社会彻底翻了个过儿,把“世事颠倒颠”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变革,为陕北民歌谱写新的一页。
“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这是1934年前后在陕北广为流传的民歌佳句。其实,早在此10多年前,陕北的土地革命就已开始了。陕北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陕北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大后方,它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光辉、特殊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民歌,几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为题材的。“他是人来咱是人,为甚他官咱们穷?为甚把咱的血汗直抽尽?”——讲的是阶级剥削的道理;“官逼民众造反,世事大动乱,他把咱老百姓没杀完”——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军队百姓团结牢,抗日救国呀心一条”——军民团结,抗日救国;“黄河浪起风云涌,大海蛟龙要腾空。中国人民要掌政权,解放军大反攻”——讲的是国家斗争形势……这一时期的民歌抒发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陕北人民再也不是悲剧性人物了,他们拿起了枪,向统治阶级猛烈开火了,那气概,大有“蟠龙卧虎”之势;“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前不让他前来,后不让他出”,“关住个大门好打狗”,“盒子枪,迫击炮,打得那敌人没处藏,叫声敌人你快缴枪”等,其斗志之昂扬,气吞山河,充分体现了陕北民歌所具有的时代性。
这一时期的民歌,均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是作者强烈感受到的东西,抒发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此,歌子真实、强烈、自然、悠远绵长、质朴明快。如1943年,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劳动英雄孙万福见到毛主席后,激动万分,拉着毛主席的手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上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他有感面发,创作出著名的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蟠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再如,举世闻名的《东方红》原名叫《移民歌》。它最早的内容是一首情歌,后由民间歌手李有源改编创作而来。
黄河,5000年古国文化的发源地。诗人们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就出生在这伟大的河流——黄河畔上陕西葭县的一个贫民家庭。
李有源的父亲常年给地主当长工,家境非常贫寒。为了一家老小有个安身的地方,全家人一块块地打石头、背石头,才箍好了一孔窑洞,李有源的父亲终因生活逼迫,劳累成疾而死去。李有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个人的幼年生活,该有多少乐趣啊,而李有源首先尝到的,却只是人间的辛酸。
从16岁起,李有源担负起全家的田间劳动。对庄稼来说,水和肥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在那个时候,眼看着田间的禾苗日益干枯,眼望着黄河的水,依然是滔滔东流,但它对庄稼却一无所用,只能白白地流去。人们叹息着,只有祈祷老天爷能带来好收成。李有源从早忙到晚,从春忙到冬,然而一家人却始终吃不上一顿饱饭。李有源常常对着滔滔的河水发出呼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睁开眼?”
生活的重担,井没有阻挡李有源念书识字的愿望,炕上、地下、河边、山坡都是李有源学习的课堂,说本、唱同都成为了李有源学习的课本。
陕北是民歌丰富的地方,生长在民歌之乡的李有源,从小就听惯了民歌的抒情、活泼的节奏,也听惯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歌声。李有源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因此,他自然地学会了用民歌形式,去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伍上了演山,漫山遍野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歌声。土地革命闹开了,毛主席到达陕北了……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开了。照例,几个知己、说得来的庄稼人,在深夜的窑洞里,热烈地谈论起来。这一夜他们谈论的不是“三国”,也不是李自成进北京,而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红军快到咱们这儿了!”
“……毛主席来到了陕北,咱们穷人这下有指望了。”……
李有源回到了自己的破窑洞。这一夜,他的心里很不平静。
“百闻不如一见”,就在去葭县城的路上,李有源亲眼看到了红军,前面红旗飘扬,后面人马浩浩荡荡。所有的红军都赤着脚,穿着草鞋,分不清哪个是官,那个是兵,看起来和庄稼人一模一样。他们扛着枪,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从霞县城下,东渡黄河。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你看,他们见了庄稼人多么亲热!李有源不知什么时候放下了粪桶,和人们一起欢呼起来……
啊!他们就是奔赴抗日前线的人民军队!他们就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八路军!
从此,李有源第一次用民歌唱出了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歌子。
1942年冬大的一个早晨,夜幕向西渐渐地退去,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在山沟里栖息了一夜的鸟儿,展开欢快的翅膀,迎着朝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一个身材魁伟的庄稼汉,头上包着雪白的羊肚毛巾,嘴里哼着民歌调,向蓖县城的方向走去。这几日,李有源一直在冥思苦想,他认为自己编的几首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子,没有更深刻地反映出自己和人民对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之情。因此,走在路上,他也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用什么来比喻毛主席的伟大呢?他走上一个山坡,忽然停住脚步,望着东方徐徐升起的太阳,兴奋地自语道:“对!把毛主席比做太阳是最好不过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正像这东方升起的太阳,红光普照着大地,温暖着每个劳动人民的心房,引导人民永远向前进!……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笑起来。然后,甩开大步,继续向县城方向走去。挑在他那厚实的肩膀上的两个木桶,随着那健壮的脚步、愉快的歌声,前后飞舞起来……
陕北冬天的深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躺在热呼呼的被窝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李有源并没有睡,他正坐在炕桌前,借着明亮的油灯兴奋地写着。他用陕北著名的民歌“骑白马”的优美曲调,完成了一首新歌《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这首不朽的传世之作,从中国革命的摇篮——陕北传出,便插上了翅膀,飞越黄河,跨过长江,并漂洋过海,响遍了全世界。
战士歌唱东方红背景是什么?
创作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又把中国推进了内战的火海。在“国统区”,由于反动当局对进步音乐活动的压制,从1946年“国共合作”的局面彻底破裂以后愈来愈变本加厉,很多演出活动被禁止,许多歌咏团被解散,如重庆的“星海合唱团”、“民主合唱团”等,许多爱好进步音乐的学生也被逮捕或开除,甚至于连唱民歌也被视为违法活动。多数音乐家基本分散在各地的音乐院校任教,因而合唱音乐的创作和演唱都不如抗日期间活跃。但是,“国统区”人民音乐生活中最活跃的仍是进步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因此,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正像所有的革命群众一样,在压迫者面前表现了更顽强的斗志。“为了新音乐运动,为了建立新中国的民族音乐,我们不惜任何牺牲,不畏任何暴力!……我们要向国内反动派们提出我们最重要的抗议。……我们要用人民雄大的歌声来为你们高唱葬曲,直到你们全部消灭为止”。——选自《新音乐》的一篇题为《决心与抗议》。1946年1月5日,在重庆举行的追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纪念演奏会上,周副主席倡议再次成立“星海合唱团”、“民主合唱团”,并激励“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奋斗”。会上,郭沫若号召蒋管区人民“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许多进步的音乐工作者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和广大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音乐活动,创作和演唱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合唱作品。
我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制造的国际背景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虽比它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晚了13年,它的质量超过了前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从此中国正式加入了“太空俱乐部”,发射成功后,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中国应该发展载人航天,并提交发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报告,得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 东方红一号卫星,反映着当时我国的经济、科技、社会和军事能力发展水平,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是促进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外纷纷发表评论指出,这颗卫星发射成功,“体现了中国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进行宇宙开发”,“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达到新高度”,“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工艺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中国掌握了先进火箭技术和制造出大型火箭的技能”。东方红一号卫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晶,是中国工人阶级、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杰出贡献。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卫星事业自始至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等指示,已成为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 东方红一号卫星文化是“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的体现。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国大协作,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和健全的航天科学技术研究、设计、试验、制造及质量保障和管理体系,锻炼和造就了一支又红又专、技术水平高、能打硬仗、善于攻关、专业配套、老中青相结合的航天技术队伍。历史会记住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钱骥、陈芳允、杨嘉墀、王大衍、王希季、任新民、孙家栋等“两弹一星”元勋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杰出贡献。
陕北民歌的发展背景与发展历史
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陕北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陕北民歌流传于榆林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 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陕北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有人说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有人说陕北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民歌相继问世。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 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我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我市,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
参考资料: